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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高已经不能独立行走、甚至不能起身，躺在舆床上，抬头问：“泄公邪？”

        泄公遂如旧时一般寒暄、攀谈，然后问张敖之事到底如何？

        贯高回答说：“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以王易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然后将具体过程一一道来，在一五一十为张敖洗雪的同时，也一五一十将自己告发了。

        泄公据实报告，刘邦立即赦免了张敖，但仍然降为列侯。这也和对韩信的办法相同，可能是他的既定策略——对确有可能谋反、或虽无可能谋反但对自己确实构成威胁的王侯，找点事情削爵一级，缩小地盘、削弱能力。这自然不地道。但与后世动辄大张旗鼓罗织罪名、以朝廷名义斩草除根相比，又不能否认还算宽厚。

        刘邦对中原社会的道德风尚、文明礼仪自然了解，又曾为侠客，或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对贯高为人极为欣赏，又派泄公一一相告，说明张敖已经释放，并决定赦免贯高。

        贯高欣喜并再次相问：“吾王审出乎？”

        泄公确认，又说：“上多足下，故赦足下。”（“多”用在这里，是肯定、赞扬、信任的意思。）

        贯高凛然相告：“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杀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言罢，坦然“乃仰绝肮，遂死”，仰面朝天、自己把自己扼死了。“当此之时，名闻天下”。

        这是一帧原版的中国先民道德风尚的缩影，有可以理解有难以理解，尚未被大一统皇权至上观念浸染，高于各种利益纠葛，能够被不同政治力量共同尊重，从中华文明的源头潺潺而下，浸润炎黄子孙的心田，滋养了中华文明。那个时候的人们讲究的不是忠，而是义。后世往往将忠义连在一起、混为一谈，其实是两回事，忠是单方面的、无条件的，义是双方面的、是有条件的。如果西汉已经形成了明清那般皇权至上的忠孝理念、已经是那般令人窒息，两汉文明能不能建立起来就可以肯定是个问题。如果没有两汉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宋文明，中华文明岂不就是秦皇朝+元明清？！那该是何等景象？！细细想想，那岂不就是从已知的元明清的景象中除去两汉、唐宋的遗传，再加重秦的遗传？！细思恐极，真令人不寒而栗。

        韩王信和赵王张敖，两件谋反案一真一假。韩王信谋反是真的。为何？担心他成为第二个韩信。张敖谋反是假的。为何？担心他学习韩信。两件事情，韩信都没有参与，但又真真切切就在其中、直接影响刘邦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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