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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争愣了，至少从自己的记忆和切身体会中，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

        当初自己一个从七品哨官，在张国维家中，当着三人的面，就数次妄言了“大逆不道”的话，也没见被治罪。

        而朝堂之上，象张煌言一个区区七品御史，也敢屡次指着朱以海的鼻子顶撞，也没见他被治罪，这时的政治不可谓不宽和，至少没有听说以言获罪。

        从始宁镇百姓的生活，和吴庄的过往，确实也没有听闻谁家被赋税逼迫得活不下去。

        难道，这真是事实？

        莫执念道：“我朝税收过重之说，皆因出于文臣的谏言，谏言嘛，总得言过其实才能为上所动，这无可厚非。但事实是，崇祯十二年，朝廷杂税岁入为三百七十八万两，这是除农税之外，包含盐、茶、酒等所有税收在内的数字，把这摊到我朝一万万多人口里，每人每年尚不足二十文，折合成粮食，也就十斤米。伯爷还以为我朝赋税沉重吗？”

        吴争哑然。

        “七大钞关中，除了九江外，其余六个河西务、临清、浒墅、北新、扬州、淮安都在运河沿线；门税、崇文门税的征税对象是出入北京的货物；通过税中有五十万两左右都集中在运河沿岸及京城、南京附近。其时国内商路的开辟已经有相当规模，可征税设卡相对滞后，连江湖要津的设榷都难以充分。”

        “山西汾阳县，一年商税是才六千两白银，当地官府上疏朝廷税额过高，请求降税，何其荒谬？其实这个税额本身来说很低了，其所谓的高也是与其他地方低到几乎等于没有的商税相比。再如江南，伯爷应该知晓，金华县已是很繁荣的地方了，它一年所列出的商税定额竟不足七两，而这七两商税，竟也拖欠朝廷三年之久。何其荒谬？”

        莫执念饮了一口茶，“再说市舶税，崇祯十年，朝廷市舶税仅四万两，而据福建的南安候郑芝龙，他下令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两，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而茶税就更象是个笑话，浙江乃举世闻名的产茶大省，一年茶税仅六两。”

        “纵观前朝，唐大历年间仅食盐一项即达六百万缗，占收入的一半。宋绍兴末年，盐、茶榷货为二千四百万万贯，占当年岁入五成。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榷货更高达三千七百万贯，占据岁入之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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