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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相的奏疏，是塞在“皂囊”里递进宫的，刘询在平定霍氏之乱后，改革了密奏制度，取消副封，由此加强了“封事”的保密性。

        尚书台无法先拆开知道内容，而统统得交给皇帝过目——当然，这也加重了皇帝的工作量，这也是刘询每天大半时间都被案牍系住的原因。

        魏相的奏疏很聪明，先拿吕不韦说事。

        “文信君吕不韦者，本阳翟大贾也，以为秦公孙子楚奇货可居，乃入谏华阳立嗣，使子楚为秦庄襄王，封河南雒阳十万户。及秦王政立，为相国，乃号仲父。”

        “立功既成，吕不韦亦思名望，乃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为舍人门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吕不韦所为，乃是立功不足，而欲立言立德，为秦制法，以固其位，使后世秦君必奉其法，尊其制也。”

        “今亦有朝廷大臣，自诩功过吕氏，妄改圣人之言，而行功利之实，亦是欲为汉制法，使君臣之位倒悬也。”

        他又举了淮南王刘安的例子，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修《淮南子》，除了兴趣使然外，也是欲依靠立言得到士人倾慕，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而阴谋畔逆。

        而且淮南王刘安还对孝武皇帝夸大了南越和东越的力量，是欲籍寇以自重，和某位大臣渲染“海西大秦国”的威胁如出一辙。

        虽然过去孝昭皇帝与大将军光嘉隽不疑，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但魏相以为，要警惕这些重臣退而立言者，他们不是真的想搞学术，而是像吕不韦一样，另有所谋。

        奏疏最后指名道姓，说道：“史书讥齐之孟尝、楚之春申、秦之不韦，恶其僭越臣位，危乱国家。自竟宁以来，将吏多出任门，大司马骠骑将军虽退而著书，然其旧部秉枢机，故僚据权势，在兵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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