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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得轻描淡写说的煞有介事，绘声绘色，却像一根针，精准紮进我心里最软的地方。我攥着纸条的手指越收越紧，纸边被揉得发皱。“你看错了。”我小声反驳道。

        “看错什麽啊，”他笑了一声，“我离得近，看得清清楚楚。那车里的男的穿得人模狗样的，一看就是玩的那种。你跟她走那麽近，自己小心点。”

        我没再说话，攥着那张皱巴巴的便签走出了教室。

        走廊里空荡荡的，窗外的蝉鸣吵得人心烦。我沿着墙慢慢走，心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觉得她肯定是真的有急事，纸条上的字还在；一会儿又想起男生的话，想起周末居酒屋里她和那些男生打闹的样子，想起她公寓洗手间里的银色剃须刀，想起她从来不说自己的事，想起我们至今什麽联系方式都没有。

        一种被搁置的、周身弥漫的屈辱感慢慢涌上来。

        我以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原来或许，我也只是她随手应付的众多人里的一个。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没有再见到河合加奈。

        每天上课我都会下意识往走廊的方向看，课间也会绕到隔壁班的门口，可她的座位一直空着。图书馆我也去过两次，靠窗的长桌空荡荡的，没有啤酒罐的水痕，也没有她翻书的身影。

        我每天都摩挲那枚百元硬币，望着她送我的放在书包最外层的御守，我把那张皱巴巴的便签夹在《心经》里。我反复告诉自己，她只是有急事，她不舒服，她很快就会出现。可心底的怀疑却像藤蔓一样，一点点缠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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