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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夏叫我拿来的。」栩承说，把袋子递出去，「药是药师配的，我跟他讲了症状。粥是巷口那间，我请老板煮烂一点。」

        「谢谢。」若清说，「不好意思，麻烦你。」

        「不会。」

        就这样。前後不到三分钟。栩承说了句好好休息就走了，走进雨里，伞往前倾，很快变成灰sE里的一个点。

        若清抱着那袋东西上楼。粥还是热的。药袋上面贴了一张便条纸，是栩承的字，很小，笔画收得很乾净：一天三次，饭後。烧没退要去看医生。

        她把粥吃完了，药吃了，烧两天後退了。那张便条纸她没有丢。她把它夹进自己的行事历里，夹在五月的那一页。她跟自己说，只是留着提醒吃药。药吃完了以後，她把便条纸移到了行事历的最後一页。那里通常是夹重要东西的地方。

        她知道这样不对。不是不对，是不准。那袋药是知夏叫他买的。那碗粥的温度，绕了一圈，其实是从台北的一间餐厅的桌子底下传过来的。她都知道。她只是想留着那张纸。一个人可以分得清楚一件事的来路，又同时舍不得它，这两件事并不冲突。若清十八岁，正在学会这种并不冲突。

        五月底，出事了。

        不是大事。是一通没有接到的电话。

        那个星期三，企划书要交最终版，两个人在顶楼弄到很晚。知夏的手机在九点半没电了，她没有发现，发现的时候是十一点四十，跟栩承下楼，走到系馆门口，跟警卫借了行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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