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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开三号会议室那扇厚重的红木门时,里面已经坐了八成满。
我环视一周,在这些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佬神态中,寻找着风向标。
“林局,方案做得不错,有GU子闯劲。”说话的是审计署的一位司长,他跟我擦肩而过时点了点头,声音压得很低,眼神却闪烁着一种“祝你好运”的同情。这种礼貌的客气,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疏离——他们佩服我的胆量,但绝不打算分担我的风险。
我拉开自己的椅子坐下,目光落在了左前方的王利民身上。他是发改委负责外资统筹的副部长,也是这次会议我最大的对手。王利民在这个位子上稳坐了十年,是典型的“求稳派”,他的政治哲学就是用最温和的手段换取最太平的帐面。此刻,他正低头和旁边的财政部副部长耳语,两人的嘴角挂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冷笑,仿佛我已经成了他们餐桌上一道待宰的冷盘。
而那些中间派的司长们,则低头在空白的笔记本上不停地划拉着,恨不得把整个人都隐进红墙的缝隙里。
我的目光最後落在了侧席的陈重华身上。
他坐得极稳,那件藏青sE的立领中山装在灯光下显得肃穆而沉静。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注视,微微侧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没有鼓励,没有安抚,甚至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他只是在看到我後,慢条斯理地旋开了那支褪sE钢笔的笔帽,在面前洁白的A4纸上轻轻划了一道斜杠。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种公事公办的冷漠,让我第一次感到了那种如履薄冰的虚浮感。他这是在暗示我,在这间屋子里,他帮不了我,或者说,他不打算在众目睽睽之下帮我。
“肖副总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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