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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出租车走远，我这才舒了一口气。回去的路上，我摸着我干瘪的钱包想穷人的米是有颗数的，怎么偏偏让我遇见老大娘呢？想一想，自己也觉得好笑，于是回家。上个星期经过新鸿路口的时候，我再次遇见事故。我看见新鸿路的十字路口停着一辆小汽车，小汽车前面有一辆倒在地上的电瓶车。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大咧咧的坐在地面上不知道正在做什么。
看起来似乎就是一次普通的小擦挂。但因为看见女人怀中有一个小孩子在哭闹，于是我走上前去询问。走上去才发现坐在地上的是一个新疆女人。新疆女人应该就是电瓶车主，她被小汽车挂倒了，手臂上擦出了血。新疆女人怀中有一个新疆小女孩，小女孩高鼻子，大眼睛，一看和新疆女人就是一家人。我刚走上前，一个中年女人钻出来说：“是她们闯的红灯。但事故不出也出了，我愿意负责任。”这个中年女人就是肇事小汽车司机了。跟在中年女人后面还有一个年轻女孩。年轻女孩一边安抚新疆女人，一边查看小女孩的伤势：“我看她嘴巴里是不是有血？”新疆女人把小女孩抱开似乎不愿意让年轻女孩查看。
肇事女司机开始打120电话。我告诉她：“这里是新鸿路十字路口，你就这么说，120肯定知道。”肇事女司机按照我说的报了120急救，又报了110报警电话。接着，我和几个当事人开始等待救护车和警察。因为是夏天，天气炎热，所以我用自己的伞给新疆女人和小女孩遮太阳。年轻女孩说：“我也有伞，我是司机的女儿，我也有责任的。”说完，年轻女孩回到小汽车上取伞。伞还没拿出来呢，120救护车和一辆警车已经及时赶到了。
120护士说：“这个小女孩有没有内伤不好说，要送儿童医院，但儿童医院有点远。”新疆女人汉语不流利，说不出什么意见。肇事女司机代替她说：“去儿童医院，去儿童医院。”我告诉新疆女人：“快抱着孩子上救护车吧。”新疆女人抱着哭闹不止的小女孩上了救护车，肇事女司机和女司机的女儿也都上了同一辆救护车。警察对肇事女司机说：“把电话留下，有事我找你。”说完警察一挥手，救护车拉着警笛呼啸而去。
看着救护车走远，我这才松了口气。我觉得自己仿佛完成了某个任务般，轻快的走回了家。到了家，我还有点高兴，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但到晚间的时候，忽然乌云滚滚，天色就变了。电视新闻里一个女主持人声色俱厉的说：“现在这个社会冷漠成了什么样子？！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只为自己，不顾别人！”我发愣的看着电视新闻，想这是在说谁？过了一会儿，电视里又出现一个科学博士。科学博士说：“我们这次产品终极测试做了两次，两次都不合格。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废品，只能报废处理。”两次测试？两次测试都不合格？我完全呆住了。
最后新闻女主持人再次出现：“我们感到痛心疾首，这个社会是怎么了，是病了吗？为什么不能对自己的同胞骨肉有温度一点，热心热情一点呢？我们希望事不过三，这样的事件不能再发生第三次了。”关上电视，我半天回不过神来。电视里在说什么？在说我吗？一下子我恍然大悟，原来我遇见老大娘和遇见新疆女人都是师傅给我出的考题，他就是要测试测试我的爱心。可惜的是两次测试我都不合格。那么，怎么才算合格呢？我出了一头的汗，第一次遇见老大娘我就应该陪老大娘一起回她的家，也许老大娘真的找不到她的家呢？还有新疆女人这件事，我也应该一起上救护车去医院陪护小女孩，看她是不是有内伤啊。
想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我以为自己做了两件好事，哪知道两件好事全是不合格的，全是测试失败。我觉得自己委屈，老大娘并不是典型的迷路老人，她知道自己在哪里，也说得出自己家的地址。还有新疆女人的车祸，我能做什么呢？我一没钱，二不懂医学。再说肇事女司机，女司机的女儿，警察，救护车都到了，我一个路人跟着去算怎么回事呢？跟着去了，岂不是有凑热闹，帮倒忙的嫌疑吗？这么一想，我更郁闷了。
我忽然觉得师傅对我很残酷，他对我的衡量标准明显高过正常人，甚至接近于一种超人的标准。按一般人来说，可能帮老大娘打好出租车，帮新疆女人上了救护车就已经做得很好很圆满了，可师傅对我却有更高的要求。我猛的意识到，这种高要求甚至有点反人性。因为普通人做事不会伤害自己的利益，即便是好人做好事，一般来说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但师傅却要求我牺牲自己的某种“利益”来做好事，来帮助危难者，这种标准远远超过对一个普通人的要求。
搞了半天，我又废马达又费力结果证明了自己是废品。我彻底气馁起来，原来自己在师傅的心中这么不堪。所以师傅才说我是个多余的，在这个社会大舞台中我一点浪也翻不起来。我欲哭无泪，我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不好，但在师傅眼中我还是个废物。所以甚至连我写的《凯文日记》都是一篇废文，本质上没有意义。只有那个跟着老大娘一起回家，跟着新疆女人一起去儿童医院的热心肠才是好的，才是真正的神的宠儿。而我呢，实验反复证明过了，我不是神子，我没有那么高的神性，我只是一个神弃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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