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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对儒学的这种矛盾的态度，可从其急于完成统一大业的心理做出解释，即为了完成统一全国的心愿。

        曹操不仅没有给儒学以重视，甚至不惜对其造成破坏，后果当然是严重的，正如顾炎武所论：“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

        所以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曹操时期并非是一个儒学得意的时期，而恰是儒学在魏晋之际走向衰落的开始。

        曹操对儒家思想主要分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就是接受儒家思想。

        史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又云其“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陈琳在为袁绍所作檄文中更骂他是“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

        这些无疑让人感到曹操是一个不学无术又放荡无节制、唯恐天下不乱者。

        然而事实是否真的这样？史书又载：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为议郎之初即上书陈说“陈蕃窦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之事，可见曹操二十岁前不仅已身具孝亲礼让、清正廉洁的德行，出仕后亦显示出正身立朝、不畏权贵、嫉恶如仇、力匡朝政的优良品格。

        也因此，即使曹操其时还很没名气，名士桥玄从他的言行中便认为他将是汉末大乱“安生民”的“命世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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