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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农政之类的科目，许多学生都糊里糊涂的报了这个科目，谁知道学的却主要是商学。

        不单单是商学，而是一种经济学思想。除了让学生们学大量传统的商学著作，这些著作其实很少，商人地位不高，稍有成就，往往拼命朝正统的儒家身上靠，自称儒商，奉孔门七十二贤的端木子贡为祖师，硬说自己是以儒道的仁义礼智信为经商信条。显然这都是胡扯，经商的核心意义，就是谋利。儒家太强势，许多新诞生的学术思想都往儒家靠，都要从儒家经典中找依据。强势的儒家思想，就这样打压了新思想的成长，清代康有为要变法，都非要考证出一个孔子变法思想来。

        商人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一定会以诞生出他自己的哲学系统为标志。这个标志，李慢侯认为是近代英国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不仅是一门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门哲学。是自有商业时代到来的核心精神，和文化代表。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研究了一种现象，他发现英国人制作一根针，需要十几道工序，从挖矿、冶铁，到打磨、钻孔、抛光，一个工匠根本做不出来，为了做出一根能用的针来，无数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以自由市场为纽带互相串联了起来。每一个人都不认识对方，却为对方努力提供自己的劳动和服务，人人为自己，结果最后人人都为大家。

        最后亚当斯密提出，基于自由市场的商业，就是一种最大的慈善。

        从此商人站在了文化的道德制高点上，可以正大光明的声称他们从事的行业，是人间最大的慈善，不但有理有据，而且有实证，是一套逻辑上完全自洽的思想。这时候商人们再也不需要为自己的事业寻找其他的争议依据，不需要往仁义上面生搬硬靠，可以毫不感到羞耻的声称他们就是为了私利，可这同时也是最大的慈善。

        商人拥有自己的哲学，这才是商人时代，商业社会形成的基石。

        李慢侯无法将《国富论》默写下来，但其中的自由经济哲学道理他能讲出来，所以他对民业科的学生和先生提出了几个核心问题，作为他们从一入学到毕业都需要经常思考的哲学问题。

        比如，人在金钱的驱使下，为别人提供劳动，农民为地主耕田，工人为东家打工，商人为主顾贩货，他们对国家有没有贡献，他们的作为是善还是恶，如果天下人都为金钱奔走，是好事还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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