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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时代，又偏Ai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的哲学，自诩要做个救中国的青年；甚至连读到陈之藩的〈失根的兰花〉，也一阵感慨地好像自己也是在中国出生却漂流到台湾的人，都忘记自己的祖父是在台北深山出世的，每年清明全家人都会回山上去扫祖坟。她从大一开始就参加系上党部社团，还有小组会议。大二又被学长介绍进入学校X的知青党部社团，沉浸在「Ai国有为青年」的氛围两年；大四时偶然得知到自己深Ai的知青党部社团，每届的正、副社长居然每个月领五千元监视校园安全，她被震醒，理解到自己的Ai国热情被国民党利用了。她又在图书馆到党外杂志「夏cHa0」，以及国父思想课的报告选举观察，她选择党外人士如康宁祥、江鹏坚的竞选演讲，开始接触到反国民党的论述。刚好家中大嫂文具店卖的书籍有谈论228事件。

        大学毕业，她马上退出国民党。30岁弃业回到台北一年後，民间为平反228受难者举行的大游行，她一个人去参加，与来自全国各地关心此议题的人，默默地走在信义路上，临中正纪念堂的路边一卷一卷有刺的蛇笼与一长排的拒马隔离着。看见蛇笼、拒马的当下，她心里既愤怒又哀伤，她认为我们又不是暴民，这只是和平地游行，政府为何要将自己的人民当作敌人呢？

        参加游行之後，她还去参加228受难者家属的演讲，才知道台湾存在一批活在政治迫害Y影的人。

        当她回家询问父亲228事件，父亲说那时候他20出头，还住在山上，听下山去的邻居回来说汐止火车站Si了很多人，都很害怕，不敢下山到镇上。但是过了几年之後，父亲却亲自碰到白sE恐怖，鹿窟事件，甚至住在汐止的小姨丈的父亲因此事被抓进监狱，最後还Si在狱里。小姨丈的X情变得很沉默寡言。她才了解到，以前一直敬而远之的小姨丈原来不是生X内向严肃，而是受到白sE恐怖的政治迫害的关系。

        对於鹿窟事件，父亲的记忆是他有被外省兵叫到王厝去问话，因他没涉案当晚就被放回来，有涉案的就被关到鹿窟菜庙现在叫光明寺。像伯父就有被关到那里，20几天後才放出来。她也去问母亲此事，母亲说她记得当天父亲正在田里工作，被一群外省兵押着到家里查身分证，外省兵进入家里东翻西翻，连床底都查看，说的话母亲都听不懂，J飞狗跳，猪只也嚎叫着，母亲很害怕，6岁的大姊也害怕地哭着，场面很紧急又很混乱，最後，查不到什麽，只将父亲带走就离开了。母亲哭着到邻居家，才知道村里很多人都是正在农田里工作时被抓走的。她也问了大姊，那时大姊大约6岁实岁四岁，大姊是37年次的时候遇到「鹿窟事件」，父亲承租赖家的农田，一家三口住在赖家的空屋子。大姊记得很多外省兵在赖家附近的大树下安营紮寨，这些兵被派来山里搜寻涉及光明寺鹿窟菜庙件事的人。「外省人他们搭帐棚在哪里睡，天亮我们要出门，外省人都骂你这只猪，那时就会这样说。….孩子吓都吓Si了，躲在家里面。」大姊说。

        根据史料记载：「1952年12月29日凌晨，军警包围鹿窟山区，逮捕被疑为支持的武装基地成员之村民，至3月3日为止。其间因案波及，於2月26日至瑞芳围捕，3月26日又至石碇玉桂岭抓人。前後近四个月，牵连者二百多人。经判决Si刑者35人，有期徒刑者百人，是1950年代最大的政治事件，史称鹿窟事件。」

        参加228大游行，她变了吗？并没有，她还是那个对国家充满热血的人，只是她知道以前所谓的「国家」是国民党形塑，威权教育之下虚空的「中国」；而今她认同的国家是实实在在的她五代祖先居住的「台湾」。应该说她很快从「喝国民党N水长大」成为「」份子。

        红云对台湾认同的变化，也是台湾社会追求民主变迁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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