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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的那天晚上到现在，已经一年半过去了。这十八个月来他所遭受的痛苦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直截了当地告诉保尔，恢复视力已不可能。在希望渺茫的将来，如果炎症能够消失，可以试试做瞳孔手术。他建议先作外科治疗，消除炎症。

        他们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凡是医生认为需要做的，他都同意。

        当他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他的颈子，切除一侧的副甲状腺时，死神的黑色翅膀曾经三次触及到他。然而保尔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达雅焦急不安地守候在外面，几个小时以后，她看见丈夫的脸色像死人般苍白，但仍然很有生气，而且像往常一样平静温存：“好姑娘，你别担心，我可不会这么容易就进棺材的。我还要活下去，哪怕有意跟那些医学权威的预言捣捣蛋也好嘛。他们对我病情的诊断完全正确，但是写个证明，说我百分之百失去了劳动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走着瞧吧”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设者的队伍中去。

        冬天过去了，窗外已春意盎然。保尔动完了最后一次手术，总算死里逃生，但已毫无血色。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待在医院里了。他在各种病人的痛苦和垂死者的呻吟、哀号之中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比忍受自身的痛苦更为艰难。

        医生建议他再作一次手术，他冷冷地、生硬地说：“到此为止。我可够了。我已经向科学献出了我的一部分鲜血，剩下的留给我做点别的事吧。”

        当天，保尔就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封信，请求帮助他在莫斯科安家，因为他妻子在当地工作，而且他本人再继续到处住院已毫无用处。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请求党组织帮助。莫斯科市苏维埃拨给他一间房子。于是保尔离开了医院，当时他的惟一希望就是永远不再回来。

        那间房子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巷子里，很简朴，但在他看来，已经非常奢侈了。夜里醒来时，他常常还不相信，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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