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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五慢慢松开手里的扳手：“你怎么从这边出来的？”

        胡孝民平静地说：“谁规定从前面进去，就不能从后面出来？我们的工作，随时要保持警惕，哪怕睡觉，都要睁一只眼。工作方式和方法，更不能墨守成规，要让敌人猜不透。”

        冯五感觉又学到了东西，点了点头：“知道了。”

        胡孝民一边卸着妆，一边将一个信封递给冯五：“这里有几张空白的证件，只要贴上照片就行了。另外，还有点钱。”

        胡孝民与冯五见面的时候，台州特委上海特别支部的书计古青奇，正在和支部委员孙丰商量着交通站的工作。

        孙丰个子不高，穿着一套破旧的西装，这是他唯一的一件衣服，戴着圆圆的近视眼镜，他扶了扶眼镜，叹息着说：“昨天又到了几位同志，他们在上海无亲无故，身上也没钱了，我只好暂时安排在旅馆里睡一晚。”

        他们的地下交通站，上级并没有拨经费，来的同志的路费、生活费，都压在特别支部的肩膀上。两人虽都是建承中学的教师，但就算把他们的薪水全部拿出来，也是远远不够的。

        孙丰为了工作，把家里能当的东西全当了，包括衣服。他现在只剩下这一身行头，再过几个月如果天气变冷，就要挨冻了。

        古青奇的情况跟孙丰差不多，能当的东西当了，能预支的薪水也都支了。他知道暂时安排在旅馆里睡一晚，对特别支部来说，是很有压力的：“我已经向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说明了困难，想必他们能给予帮助。”

        但不管有多困难，他们都没想过退缩。不管浙东会来多少同志，都要一个不少的转移到苏北。

        孙丰说道：“上海地下党也很困难，他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实在不行，我去找人借，哪怕放下脸找学生家长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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