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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了，荒坡上没有人，没有鸟兽，也没有纪念碑。除了他自己的声音和一点洒下来的月光，这里什么都没有。

        共和国的第一代外交官，一位久经沙场的解放军将帅，就这样坐在一座没有名字的孤坟前，对着一个被留在过去的影子絮絮叨叨：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或者西北的黄土高坡、林海雪原中的军工厂……那些故事——后来被人们郑重其事地称之为历史——重要的，不重要的，像要将这十四年说尽一样，他就一直这样断断续续地讲着，直到灯火通明的县城开始撞钟。

        钟楼里，古老的铜钟被撞响了三次，发出了三声肃穆庄严的巨响，从县城一直远远地传到山坡上。

        他抬起手，看了看自己的手表：零时了。

        城中的人开始放鞭炮，山的对面升起了几束绚烂的礼花，将深紫色的云层短暂地照亮，又在转瞬间便消逝了。

        “刘博兼，”他低声说，“新年快乐。”

        日子照过，马儿照跑，一九五〇年开始了。

        2.

        八十年代的时候，首长的身体状况常常令人担忧。反“围剿”时负伤的弹片还留在他身体里，长征时也落下过病根。到了“文革”期间，他又被没日没夜地批斗、关“牛棚”，可以说受尽了折磨。

        虽然“文革”结束后慢慢调养好了一些，但首长毕竟年事已高、工作又忙，加上糖尿病、心脏病等病症一直伴随着他，每逢天气变化、抵抗力下降，仍不免要遭一番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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