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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必然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拍下的，它必然是被那种并不专业的、只在旅游景点出没的摄影师拍下的。一个人问，要不要拍张照？另一个人说，我不喜欢拍照，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机会难得，咱们可不容易来资本主义社会一趟，贵点就贵点——

        于是这两个人站在一起留下这张相片：一个傻笑的人揽着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后面是荧光管的五颜六色和不舍昼夜的川流。那下面是一行端正清秀的楷书，蓝墨水快要褪色：二〇〇三年冬，齐飞宇曹志远于纽约时代广场。

        她说得没错，我和那个已死之人确实有一张如出一辙的脸。

        以前，孙志彪每次来美国，都告诫我不要去找曹志远要什么答案：他诚心诚意地觉得那是一种真理，因此他活着，不是为了吸就是为了嫖——回去被父亲训一顿——下一次依旧顶着一张浮肿的脸来。原来，孙志彪那时已经看出来，我和他一样被曹家欠了许多债，而他要不回来。

        小叔说自己是被派来讨债的鬼，其实我也是。就像现在。我正在曹志远的房间里，把他压在床上。他的手腕被我别到头顶，而他那点挣扎的力气对一个酒鬼来说什么也不是。

        我说，我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爸。

        “曹于飞，”他一只脚瘸着，被我膝盖顶开的两腿全使不上力气，“放开我！听到没有——”

        我说，你不要动了，我没想弄疼你。

        我又说，你知不知道这张照片？

        我划出手机上的照片给他看。

        他不出所料地沉默了。他总是这样，对待他不想回答的问题，要么皱着眉回避，要么发怒，要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他这样对待自己的政治，对待记者递过来的话筒，现在也这么对待他的儿子，我对此厌烦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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