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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些天赐之机，他皇帝坐镇洛阳监督远比北巡有意义、影响重大。

        至于外因，则是北巡初衷是向东/突厥示威，但是杨广和满朝文武后来都想打，可东/突厥无论大隋如何恶意刁难都不接招，眼见打不成，而示威的目的又让杨玄感和尧君素完成了，这也使北巡变得无意义。

        内、外结合，杨广就借题发挥发了通脾气，然后就回来了。

        伴驾北巡的文武百官本以为大隋大打一场，使他们能够从中博到几代人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儿的功绩，然而这样的结果，自己是大失所望。

        张目四顾，却发现东/突厥虽然是老实得像条狗一样，但高句丽却一点都不老实，一直在作死，这不就是最好的立功目标吗？

        此时在大隋所有文武的认知当中，大隋王朝除了东北的高句丽，四塞已无敌手，若是倾力征伐高句丽，没有哪个不识趣的国家敢与大隋为敌，所以胜利是必然的，断然没有失败的可能。于是都觉得“既然东突厥那里拿不到的功绩，就用高句丽来补也一样”，于是建议把这场战争定义为打国战，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局部冲突”。

        要是定义为国战，那便是一场攫取功勋的饕餮盛宴，每个势力、每个门阀、每个武将都要分到一份功勋，这也是军议出现的重要原因。

        文武百官为了达成目的，明明暗暗的恐吓杨广，他们不但把高句丽塑造到了突厥汗国那种高度，而且还拼命的“看衰唱衰”杨集，认为杨集不可能打得赢，其处境相当凶险，杨集要是败了，高句丽便能挟大胜之势西征。

        杨广固然明白这些人想打想立功，而且也认为他们说的、想的也没错。但问题是他虽然走不开，可也想亲自打这场国战、也想名留青史。如果他现在就定义为国战了，只能把三军统帅的位子让出去，所以自始至终都在死死的压着，没有把战事升级为‘国战’。他觉得把幽、冀、并、荆四州官场理顺了，再御驾亲征也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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