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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王。”刘焯知道各总管府的总管虽然没有任免权，但却可以推荐除长史、司马、诸曹以外的佐官，如诸曹之下的丞、都事、考功等等。而且凉州是大总管府，佐官品阶都不低。

        “要说多谢的是我！”杨集说道“因为你和刘士曹的五经释义是我急须之义疏。”

        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官方思想就是儒家独尊，其它思想一概禁锢。但是该思想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董仲舒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容纳了道、法、墨、阴阳五行等家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最终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等儒家形成儒家独尊天下的局面，儒家内部在解读先人经典之时，却众说纷纭，从而形成了众多师说不一的流派，有的流派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存在，最终反目成仇。

        五经中的《诗经》分为齐、鲁、韩三派；《尚书》分为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周礼》，其中《礼记》又分大小戴；《易经》分为施、孟、京、梁邱四派，《春秋》既分公羊、谷二传，公羊派又有颜、严之学。

        经学史上称这些大分歧为“师法”。

        后来经学大师们又在“师法”的旗号下衍生出新的学说，由于经学大师的家族以此演说教育后人，于是这又被称为“家法”，而“家法”又分出各种异端学说。使整个儒学体系就像树干分枝、枝又分枝，大多远离根本、经义难明。

        最后各个流派都希望统一学说，将儒学归于本源，于是在隋朝之前，曾出现三次儒学讨论大盛会，首先是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其次是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遍注群经。

        石渠阁盛会主要是讨论内部师说繁粹问题，然而讨论的结果不仅没有统一观点，反而加剧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盛会重点是讨论今古文分歧，结果著出来的《白虎通义》，重点采用董仲舒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对古文经说优秀内容无所取正，不仅没有达到统一学术的目的，反而加剧了迷信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而董仲舒用来约束君权的天人感应学说，也被弄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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