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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层的远支宗室，在不能从事任何生产的情况下，那就只能靠一点宗室俸禄续命。朝廷要是敢断了他们的粮，就等同于要了他们的命，明太祖朱元章定下的祖宗之法根本不改变，宗室财政支出就永远压缩不下来。

        沉忆辰编写的《宗藩条例》重点，就是针对《皇明祖训》里面各种对于宗室生产的条条框框。反正都已经闹到了这一步，就得尽量想办法根治，不至于最终执行下去成为了一纸空谈。

        接下来的数日时间，景泰帝朱祁玉再次出现了辍朝的情况，不知道是身体缘故还是沉迷于炼丹。不过沉忆辰同样除了惯例的前往文渊阁当值，把剩余的全部精力放在了编写《宗藩条例》上面，颇有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境界。

        可沉忆辰不关注，并不意味着阁部廷议上发生的事情，不会在整个京师乃至于大明传播。很快京师的国子监、会馆、书院等等文人士子聚集的地方，全部都在讨论他上疏的《宗藩弊论》。

        特别是彭时、何闻道等等“沉学”门人，干脆在京师着名的大兴隆寺举办了一场讲学，辩论该如何做到顺利改革宗藩，还不会引发朝野动荡。

        大兴隆寺别看是一座寺庙，它里面可供奉着“大明国师”姚广孝的画像跟排位，在京师文人士子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后世“心学”大家王阳明，就曾长期在这里讲学，还与当时的吏部郎中方献夫论学，引发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讲学消息一经传出，整个京师的青年才俊可谓是云集。自太祖皇帝颁布《皇明祖训》，不允许妄议明朝宗室藩王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高官大臣明言宗室之弊，想要不引发轰动都难。

        “沉阁老真乃国士也，此封上疏可谓是切中要害，如果能落实下来为天下百姓之福！”

        “范文正公曾说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下看来满朝文武，唯有沉阁老做到了心怀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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