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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昌裕振声说道，

        “倘若以驱逐胡虏、收复中原为计，难道不应该趁虏兵更为艰难之际，咬紧牙关渡淮吗？我们缓了一口气，虏兵也将恢复元气，收复中原要从何时再从容计议？另外，葛钰将军刚才对使相的指责，也太过偏颇。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天春后要从寿春渡淮，倘若韩使君、葛钰将军能勉力为之，与诸部携手共战，那是真好不过，倘若韩使君、葛钰将军觉得所部需要休整、补整，那换其他兵马从寿春渡淮北上，昌裕不知道有什么不妥当的？难不成渡淮以击胡虏，是韩使君、葛钰

        将军几人之事，普天之下，其他人都与此无关了？”

        京襄与荆北一直都存在诸多利益冲突，孔昌裕又以荆襄士绅领袖自居，因此长期以来他在朝堂之上都是极力抵制京襄势力往荆北扩张。

        绍隆帝登基之后，先后调高峻堂、袁久梁以及大批原神武军将吏填入荆北，也是希望能以孔昌裕为首，形成压制京襄进一步扩张的势力集团。

        这时候见孔昌裕竟然都公开站到京襄一边，魏楚钧也知大势已去，只是朝孔昌裕拱拱手，没有再强辩下去。

        他心里也清楚，孔昌裕为何会投向京襄？

        说到底还是这一次淮南会战前期他们的表现太差了、太糟糕了，令整个江淮士绅都深切感受到亡国灭族的危机。

        也许京襄所推行的新政，会有损江淮士绅的利益，令人痛恨，但相比较亡国灭族，孰轻孰重，这并非所有的士绅都无法加以分辨的，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固执己见、死头硬的。

        周鹤、高纯年以及顾藩的骑墙倒戈，影响太恶劣了；毕竟他们三人才算是天下士绅领袖，诸路监司有太多他们的门生故吏了。绍隆帝登基之后，也不得不倚重他们治理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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