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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从严格意义上讲，从元朝到清末都属于小冰河期，崇祯年间则是高峰期。

        前三次小冰河期，中国人口锐减超过五分之四。第四次则锐减了一半，功劳则要算到土豆、玉米和红薯头上。

        朱由校担心的便是灾害高峰这十几二十多年，灾荒是战乱的催化剂，也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就算在三年之内消灭了建奴，但北方游牧民族在灾荒的逼迫下，一样会南下掠夺以求活命。

        而在小冰河期的高峰，大明政府能安抚赈济上亿子民，已是非常吃力，哪还有多余的物资安抚北方民族？

        况且，光是推广红薯种植，并不足以渡过灾荒。提前储粮备荒也在实施，但只朱由校一人重视，显然是不够的。

        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利、桥梁等等，需要巨大的投入，也需要群策群力；储粮备荒的力度也要大大加强，各级政府必须重视，当成紧要的任务来完成。

        这些就是朱由校要向众人讲出来的原因所在，一边平辽剿乱，一边还要为渡过大灾荒加紧准备。

        凭当时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基本上全是人力劳动。要干成这么多、这么大的工程，三四年时间都很仓促，未必能够完成。

        第一个感到震惊和头大的便是户部尚书李起元，这刚刚才够支应战争，皇帝又提出更大的花费，哪来的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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