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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后来的《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

        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

        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担任十五年首辅，抄家之时抄出黄金三万余两，银二百万余两。

        而老徐仅仅担任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嵩的十五倍。

        但是老严这倒霉蛋在史书民间一共被骂了近千年，估计以后还得骂下去。

        但是人家老徐就有个“廉吏”的美称。

        老严倒霉后饿死在别人的坟墓旁边，老徐倒霉后还能搬倒巡抚，保住家产。

        由此可见，当时的好名声有多重要了——哪怕有一天家道中落，后人去讨饭，光凭着这点儿的好名声，都能比别人多要来两碗！

        更何况，家道中落这种事儿能出现在我等士大夫的身上，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所以打从成祖永乐皇帝驾崩了之后，大明朝的文官们就一天比一天放纵自己，直到土木堡之变后，大明朝的文官简直不能称之为放纵，而是放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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