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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那个德国木匠史瓦兹的回忆里的那支枪的主人，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还想着做个良民、保存自己的家业，手里有枪，却最终被人用捣米杵打死。

        而城外那群乌衫党、无裤汉，裤子都穿不起，拿着竹片、杀猪刀、糖厂的工具、耙子，甚至枪都没有几支，却转战爪哇，最终活了大半。

        起义开始时最大的一场伤亡，还是10月8号，冒死攻打巴达维亚城门，朴素情感下想要拯救城中的同胞时死伤的。

        而城内的有居留证的同胞，则在那天晚上激战的时候，听从甲必丹的命令闭门不出，直到第二天晚上荷兰人打退了攻打城门的起义军、10月9号晚上大屠杀开始。

        即便是最高等的华人，命运也差不多。连富光的产业被抢劫和没收、媳妇娘家人花钱贿赂没有流放到开普敦，而是流放到了安汶；三个早早向总督报告华人可能造反的华人雷珍兰，死了两个，一个以莫须有“谅甲必丹应知糖厂之事”咬了连富光，成了新的甲必丹。

        只是这一切悲剧，此时已经不会发生了。

        于是一场悲剧，变成了一场闹剧。

        反抗的核心力量出走，在火山聚义起事，没有连片连天，却连杏黄色的大旗都不敢挂。

        反抗的支柱力量顺从，拿了居留证远走锡兰，在那里开始新的奴工生活。高呼吾皇万岁，对未来憧憬着期待。

        原本最悲惨的、屠杀中死的最多的城内华人，靠着十天的闭门，证明了自己对巴达维亚的重要性，缺了他们巴达维亚就不再是个正常运转的城市，同时也证明了他们是一群最听话的良民，不管巴达维亚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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