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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庆阳府知府傅宏烈为民请命的奏疏，且是越级上奏。按照清朝的规定，知府的奏疏只能报经巡抚同意后才能上达。而当时甘肃的原巡抚刘秉政突然奉命调走。不便查验；新的巡抚刘斗才接上省务，又无暇查验。加之朝廷又颁发旨意。禁止臣下随意去巡历，而老百姓又不可能跑上两千多里路去上诉。在这种情况下，傅宏只能越级上奏了。置越级上奏的罪名于不顾，傅宏烈虽有清官，倒也有可贵之处。

        从清顺治四年之后，在甘陕的战争已告结束。社会已趋安定，到了傅宏烈任庆阳知府时，已历时十五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战争的创伤本应该平复，农业生产和人丁繁衍应该恢复；当时农村安插的降丁。在长达十多年的农业实践中，也应该变成了真正的农民。但在傅宏烈的奏疏中，以庆阳为缩影的甘陕之地因何却是如此惨景，那就只能从清政府本身去找了。

        傅宏烈在奏疏中也提到了其中的根由，那就是清政府重赋暴敛，纳了过头税。地里出产仅有三分银，你却要征收五分多银，这不是重赋暴敛、过头税又是什么?民不堪重负而外逃，不如此，何以为生?虽然表面上清廷从政策上给予了照顾，但因故未将撂荒的土地报足，荒地未除，多征的白银便加在了活户身上，后又加征练饷，更使百姓雪上加霜。

        奏疏中还提到了“活户包纳”这个弊政。活户就是户里还有活人，还在原地居住；死户就是户里无人了，不是死亡了，便是逃走了。死户里无人，但赋税总数未减，这就要活户包纳承担。这样活户的税更重，逼得他们难以活命，“以致活户亦逃，熟地亦荒”，“此逃累彼，残民渐至无民，残土渐成废土”。

        横征暴敛，再加弊政丛生，这就是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社会难以安定，生产和经济未得到根本恢复，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根本原因。

        苏克萨哈连连皱眉，迟疑着说道：“傅宏烈虽有罪，但其为民请命，恐不好处置。不如——”

        “不如什么？”鳌拜**地顶了上来，“赋税钱粮不征，如何支应南方战事？甘陕、河南之兵不调，如何防御沿海地区，防御长江两岸重地，防御江浙之地？”

        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了鳌拜等人的预料，没等抽调的援军到达，福州陷落，耿藩败亡，江浙直面威胁。而长江水师的西进，以及与十三家的会合，又使清廷不得不考虑沿岸城镇的安全。舟山、崇明，明军有以岛为台阶，步步向北逼近的意图，连山东、直隶沿海地区也不得不防。

        纵观整个战争的态势，清廷统治区虽大，却是漏洞多多，补不胜补。难怪鳌拜肝火上升，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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