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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蓟王，总王权之极，威震天下。蓟王一言，‘强于百万之师’，‘重于九鼎大吕’。群雄，岂敢见疑？”史侯以己度人，窥破时局。

        “‘《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张济如何能不醒悟。

        “大将军，所言是也。”史侯虽心慨叹，然意不改。

        一言蔽之，蓟王立义，合肥侯立疑。假董太皇次子之身份，自揭家丑。且言之凿凿。群雄岂不，捕风捉影。于是流言蜚语，甚嚣尘上。汉宫禁忌，永乐隐秘，大白天下。世人岂不哗然。

        试想，董侯如何还能稳坐帝位。

        先秦，吕不韦、嬴政，名为君臣，实为父子之事。史上亦无定论。便是太史公，亦有两套说辞（注）。

        何况，董侯生父，乃一介匹夫。不值一提。甚至已被，灭口多年。无从与董侯助势。合肥侯传书袁术，不惜断母子亲情，舍身造谣。袁公路，心领神会，将合肥侯手书，转呈曹孟德。便是所谓“以讹传讹”。曹孟德，非但不传书蓟王，以正视听。反又将手书传于南阳。便是张济所言，“疑以传疑”。

        合肥侯、史侯，权衡利弊，当信以为真。为夺大位，必争相示好。曹孟德自可，坐收渔人之利。

        于合肥侯而言。关东播乱，便可火中取栗。叔侄二人，心思各异。然皆为窃据大汉帝位，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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