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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论述，真是行云流水，精彩绝伦。

        但是在一众大臣耳里，却如同死亡的丧钟，个个都是大汗淋漓，尤其是山东士族，真是汗流浃背。

        其实任人唯贤，任人唯才，甭管昏君、明君都会这么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问题是韩艺这分明就是若有所指呀。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氏族志。

        这《氏族志》可谓是李世民人生中一大败笔，他过于的乐观，也过于的想当然。

        当初李世民一边强调取得政治地位不能靠传统的姓氏、家庭地位多么高贵，但转过脸来又重新规定出民系高低排列等次，使当朝高爵显位者又得世代相袭。

        因此《氏族志》仍是一个抬高士族地位、贬仰庶族地位的“贵族谱”，那么百姓还是有这个士庶概念。而士族是文化、礼制、经济的代名词，并非是官阶的高地，那相比之下，百姓当然愿意去推崇底蕴深厚的山东士族，毕竟他们的爸爸爷爷都告诉他们，山东士族多么多么厉害，而不是那一群开国武夫，所以这么一闹，山东士族的名望不减反增。

        除此之外，在当时关陇门阀也学习山东士族，互相联姻，集团日益钩连扩大，最终形成了足以抗衡皇帝的关陇集团，贞观末期其实就已经呈现出来了，李世民看明白了这局，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这才有了李勣这一条暗线。

        就李治的角度而言，《氏族志》没有帮到他任何忙，反而令他多出非常多的困难来，真的是食之无味，弃之不孝。

        李世民心里肯定也后悔，因此他后面都没有怎么提这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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