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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治认真看了看，便在章程上署上“可，请内阁拟诏”。

        朝廷准备新成立商部和税部的消息很快传遍朝野，朝野震动，拟定的人选税部尚书刘大夏和商部尚书谢迁更是很快被人摸了底细。三位阁老那天回去后商讨半天，无果而终。因为商部新建，事务繁杂，一些老臣年迈已高，无法胜任，最后由弘治帝指明商部尚书暂由谢迁代领。

        民间更是欢呼雀跃，朝廷成立商部表示开始重视商业，商人不再是贱户，原来无地可耕的农户转而经商时，不免心中揣揣不安，如今朝廷成立商部，方才放下心来。大部分朝臣还是支持税制改革的，但也有相当部分人却极力反对，这部分人主要是藩王和士绅家族，因为税制里的田税涉及到了他们的利益，就连远在山东曲阜的衍圣公都公开表明税制有违祖制，有伤人和。勋贵家族虽多有良田，但主要是祖上所传，勋贵家族多跟随皇家共同进退，而且简在帝心的英国公、定国公、魏国公等纷纷表态支持皇帝陛下税制改革，所以勋贵当中倒没掀起多大波浪。而皇帝陛下和太子殿下更是在私下承诺未来会在其它方面会多有照顾后，更是大力支持税制改革。

        朱厚照看到锦衣卫发回的消息，轻蔑的笑了笑，将手中纸条揉为一团。拟定税制时朱厚照便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阻力，因此费尽心思阐述道理方说服弘治帝，皇家产业也一并纳入计税，为的就是防止有心之人拿皇家产业说事。衍圣公之所以迫不及待跳出来，就是因为衍圣公府家族兼并、投献的土地万亩，且衍圣公府家族男丁人数众多，如按照新的税制纳税，每年需纳税计二十万两不止。这就不难理解衍圣公为何登高一呼“税制有违祖制，有伤人和”了。

        而弘治帝和三位阁老更是对此作了相应布局，隶属皇帝陛下统领的锦衣卫缇骑四处，纷纷奔向各地。各处军镇更是接到皇帝调兵密令，严防各地哗变。

        翌日，大朝日，当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李东阳刚抛出新的税制改革章程时，大臣们就议论纷纷，很快就分为两派，一派以治国为先的支持派，主要由三位阁老的门生为主。一派主要以士绅家族的大臣代表组成的反对派，这些大臣大多数出身士绅家族，家族在当地都是名门望族，土地占据当地十之五六，而家族更是枝繁叶茂，新的税制改革触痛了他们的神经。士绅官员如斗鸡般涨红了脸，纷纷出言驳斥，核心宗旨是新的税制与祖制不符，违反太祖的规定。

        而支持派则引经据典，诉说税制改革涉及民生社稷，现今灾难频发，国库空虚，同时为了降低农民的负担，实行新的税制有利于稳定，而祖制并非一成不变，田赋的变动从成祖以来就经常有所变动。最后，新的商部尚书谢迁表示，皇家、勋贵和藩王、士绅同属大明，皇家和勋贵均大力支持税制改革，皇帝陛下更是同意皇家产业一并计税，为何藩王和士绅不同意？难道藩王和士绅比皇家更尊贵吗？还是说士绅家族不肯与国同休？要实行国中之国的政策？

        此论一出，反对派终于缄默不语，如再反对势必被扣上大帽子，到时候就是众人推墙，何况谢迁本就是士绅家族出身，家族在浙江名望颇高，现如今他都支持税改，朝廷中的江浙人士并未多加反对，由此可见江浙的士绅已认同税制改革。

        在朝中阁老努力支持下，税制改革徐徐开展，定于北直隶保定府试行，先由税部、商部、户部、都察院、锦衣卫组成清丈土地督查组，奔赴保定府，新上任的税部尚书刘大夏更是领巡抚之职坐镇保定府。自此，朱厚照穿越大明后的第一件改革大事在保定府徐徐展开。

        税改之事暂且不表，正在陕西督学的杨一清接到朝廷调令后，拿着调令琢磨不透，“辅佐太子殿下组建东宫卫队？东宫卫队不是由宫中直接指派吗？为何太子殿下要重新组建”？来不及细想，匆匆交接后，杨一清简单收拾一番后奉旨入京。人到京城时已进入三月，正是朝廷科举会试的时候。

        春闱如期举行，京城士子云集，王守仁与众士子格格不入，不与士子风花雪月，高谈阔论，反而独身一人来到偏僻道观，在道观中待到会试前一日方才起身返回京城。而历史中另一名人唐伯虎也将闪亮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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