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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皇朝的君主专制虽然只延续了十来年，制度的合力却已经培育出了第一批精明人，好似在层层巨石重压之下曲里拐弯顽强生长的小草。他们对制度的漏洞和上司的缺陷都非常清楚，更明白制度的强大，绝不会慷慨激昂地为了改进制度而挑战任何一位上司，更不会义愤填膺地为了完善社会而批评制度，只是清醒冷静地利用上司的缺陷和制度的漏洞而完善自己、同时努力造福乡邻。他们不同于后世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是不做无谓的牺牲而已，但内心对于是非、黑白、好坏、邪正、清浊、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始终有清醒的判断。例如萧何，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冲上推翻秦皇朝的第一线。（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的萧何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萧何（约前257年—前193年）。司马迁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后人有多种解释，解读为从来也不害人、因没有办过冤假错案而成为主吏掾，可能更贴近。在秦皇朝严苛暴虐的政治环境中，官吏在本质上就是替朝廷害人的。能够做到不害人，能够赢得不害人的名声，极不容易。

        所以，萧何在沛县的人缘很好。例如刘邦对他的感激之情。他曾经在泗水郡的干部考察中名列第一，上级准备提拔使用，他坚决拒绝了。

        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一般的郡县守令和主吏大都性命难保，甚至有积极主动参加起义也还是被杀了的。他却很自然地成为起义组织者。亦即，在沛县民众看来，他是推翻秦皇朝的最为合适的领导人。

        既被秦皇朝视为优秀干部，又被百姓视为推翻秦皇朝最合适的领导人。二者原本不可能集于一身，萧何却做到了。而沛县百姓的目光又是准确的，萧何在利用制度漏洞的同时也放大、突出、引导人们充分认识到了制度的不合理。他内心一点也不喜欢、甚至非常痛恨这个制度。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冲在推翻秦皇朝的第一线，但也仍然不会拿生命去危险。

        秦皇朝延续的时间太短，精明到这般程度的还为数不多。所以秦皇朝的郡县两级官吏大都为秦皇朝殉葬了，活下来的就是第一批精明人。因为对制度漏洞认识非常清楚，他们的改进措施往往针对性很强。例如西汉建立时萧何设计的上书制度，就是既有利于朝廷也有利于百姓的。随后专节讨论。

        刘邦成为沛县起义领袖的原因主要是，起义之初，“萧曹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高祖”。萧何如果能够少一些算计、多一些勇敢，自然就是这支义军的领袖，刘邦就只能是他麾下的一员将领了。但那也就不是萧何了。

        萧何能够在秦皇朝极端专制的君主制度环境下顺利成长，在刘邦这种比较开明的君主制度环境下更一帆风顺。由于是他将沛县义军一把手让给了刘邦，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把手，并且始终保持了这样的地位。刘邦后来对他的各种任命、赐封，本质上都只是追认。推翻秦皇朝、和项羽争夺江山，他是真诚的、竭尽全力；在这个过程中避免风险、为自己打好基础、使自己永远立足于不败之地，他也是真诚的、竭尽全力。大多数人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例如韩信；他却既知其一又知其二，且明白二者矛盾时如何取舍。为公与为私，在他这里结合的几至天衣无缝。所以，一辈子几乎都是顺风顺水。

        萧何太聪明了。唯有刘邦知道如何、也有权力对付他这种聪明。参与谋杀韩信，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被逼到了犄角旮旯里、被动到了毫无回旋可能的地步。帮凶，那实在不是他应该担当、更不是他愿意担当的角色。从此，他进入了人生低潮。

        假设秦皇朝能够再延续一些时日，萧何几乎可以肯定会成为后世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似顽强的但又过于渺小的小草，没有能力顾及天下、国家的是是非非，只能是一门心思寻找制度留出的缝隙、努力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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