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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变事的形成，分析刘邦收到的、举报韩信谋反的变事：

        ——是规范的、制度化的公文。报告人可能也是个“粪土臣”，可能是汉廷公开派驻诸侯王和方面大员身边的，负责汉王和诸侯王、方面大员之间的上传下达，甚至可能就是驿站制度的一部分。通过驿站这个官方的、公开的渠道传递上来，发文机关和收文机关都应该有登记。所以，史家能够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份文件存在。但原件，刘邦之外似再无人见到。

        ——有说“反”、有说“谋反”、有说“欲反”，三者不是一回事，变事不可能同时使用这三个概念，史家更不可能如此随意。《史记》用了“谋反”、“反”，《汉书》又增加了“欲反”，都应该有根据。史家记事、论事，不能生事。司马迁和班固在不同原始记录中见到的可能就是不同定性，也就使用在了相应的传记中。亦即，虽然他们都未曾见过原件，但原始记录的定性还是留下来了，且本就不一致。

        ——内容，应该就是两件事：主要是说韩信收留了项羽麾下主要将领钟离眛，刘邦命令把人抓起来，他还当贵宾养着。其次是“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书·韩信传》），说他作为楚王巡视郡县时，带着军容严正的队伍。后一件极可能只是报告韩信活动顺便提及。若作为举报内容，就有悖常识。韩信的封国原为项羽封国，韩信初次之国有点占领者进城的意思，不陈兵出入难道还能单枪匹马？！

        ——变事应该不是明确怀疑韩信谋反，更不是明确说已经造反，而是就事论事，报告上边这两件事。因为，韩信后来和陈豨联手谋反时，举报者重赏为两千户侯，并有名有姓记录在功臣表中。这个“粪土臣”如果明确举报或明确怀疑韩信谋反，那更是大功一件，应该同样封两千户侯，最少也应该和后来的举报者分享两千户，而且也应该载于功臣表。但此人姓甚名谁一概不知、踪迹全无，更没有受赏。这于事理不通，破绽明显。

        ——不是变事明确举报韩信谋反，那就只能是刘邦根据变事内容认定韩信谋反。但随后的兴师动众又并未坐实韩信谋反，只好按下不提，变事因而成为一桩无头公案。法律规定，举报失实应该反坐；举报证实应该重赏。这一举报者先应该重赏后应该反坐，结果却是黑不提白不提，这是实实在在凌驾于王法之上了。谁有这般权力？

        ——切勿因此就认为是刘邦故意作假、蓄意陷害。笔者感觉刘邦不是这样的人。更可能缘于看法不同。同样事情，韩信认为是正常行使诸侯国王的权力；举报者认为有问题、应该报告；刘邦则认为是谋反、甚至是造反。

        韩信可以肯定不是“反”，甚至也不是“谋反”或“欲反”。打遍天下无敌手、手握数十万大军、由三晋而燕赵而齐鲁而吴楚、坐断大半天下的汉军前方统帅，哪里能是这般造反？！这两件事情都是公开的，不是秘密行动。带军队巡行郡县也好、收留钟离眛也好，他都认为是诸侯王权力范围内的事情，无需背着刘邦，也无需报告刘邦。若在战争年代，更是寻常事。而在战后，汉初各诸侯国的丞相都是诸侯王自己任命，收留一个钟离眛他可能根本没有当回事。且项羽垓下大败后的楚军将士，大多应该是成为了韩信所部的俘虏，其中将领应该不止钟离眛一人，数量应该很大。所以，刘邦能知道韩信收留了钟离眛。这样一来，所谓问题，充其量是没有及时执行刘邦命令把人抓起来。

        刘邦却认为这两件事都是自己这个皇帝权力范围内的事情。不仅不能背着他，而且应该事先请示报告；在战争年代或不得不容忍，在和平年代则无论如何不能再容忍了。可是否需要报告，并无相应规定，又如何能视为谋反根据？！显然，刘邦并不相信韩信。这是导致他错误认定的直接原因。

        深层原因，二人对于皇帝权力范围的认识距离太大。韩信虽然是牵头拥戴刘邦登基称帝的，并没有准备让刘邦成为秦始皇那样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皇帝；刘邦虽然是在韩信牵头拥戴下成为皇帝的，更没有准备当一个韩信满意的、周天子或春秋五霸那样盟主式的皇帝。还是那句话，韩信并没有真的将刘邦当（dàng）皇帝，而刘邦却是要真的当（dāng）皇帝。后世熟悉的皇帝制度和皇权至上的理念，还没有成为社会现实和社会共识。即将发生在韩信和刘邦之间、进而扩展至西汉功臣和刘邦之间的故事，本质上还真的是实行什么制度的博弈，或也类似后世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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