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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精于天文——傅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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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奕,唐初学者,唐相州邺人,精天文历数,生前多次表奏废除佛教,都没成功。

        傅奕,在汉王杨谅属下任仪曹,杨谅欲起兵反叛朝廷时,问傅奕:“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诡对曰:“天上东井,黄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杨谅听后很不满意。不久杨谅果然兵败,傅奕虽然幸免死罪,但也被贬到扶风郡任职。

        此时,李渊任扶风太守,曾以礼相待傅奕,后李渊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师,拜为太史丞。时任太史令的庾俭因其父庾质曾谈论占候,违忤炀帝旨意死于狱中,他以此为鉴戒,并耻以数术进身,遂荐傅奕自代。傅奕迁升太史令后,却屡次排毁庾俭,而庾俭并不怀恨他,人们都赞扬庾俭仁厚而称赞傅奕率直。傅奕还赞助唐高祖设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号,并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颁行于世。

        南北朝以来,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鉴于这种情况,傅奕上奏《请废佛法表》,请求废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情况,“窃闻八十老父,击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为乐。耕能让畔,路不拾遗。孝子承家,忠臣满国。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俦,相来羽翊。乃有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傅奕认为主要是“当此之时,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

        在傅奕看来,只有遵从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才能使“天下大治”,这是站在儒家、道家学说的立场上反佛教的。他还列举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盛行的弊病,请求唐高祖“定天门之开阖,更新宝位,通万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为了说服唐高祖,他列举了庖牺氏至汉高祖,历二十九代,四百余君,“但闻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见寺堂铜像,建社宁邦”。因此,他请求将“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自足忠臣,宿卫宗庙。则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为牺皇之民”。傅奕随同《请废佛法表》一起上奏的还有“益国利民”十一条,原文已佚。

        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寿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论观点。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权的一方,进一步陈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国家的兴衰治乱统统归之于佛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他只看到了佛教“乱儒教化”的一面,而对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则视而不见。

        傅奕的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较多,唯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而中书令萧瑀带头发难,攻击傅奕为妄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但傅奕不畏权势,与萧瑀唇枪舌剑,激烈论争。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对,明概在《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萧瑀最后一合双手,喃喃地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排斥佛教呢?于是由傅奕引发的这场争论终李渊一朝不了了之。

        唐高祖厌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见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认为傅奕的奏疏颇有道理,于是依从奏疏,事实上,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世俗王权在利用佛教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李渊发布《沙汰僧道诏》,虽不像傅奕建议的那样彻底废除佛教,但其整顿、纯洁宗教的想法显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傅奕反佛建议的回应,李渊说:“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变,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阃阃,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变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萎,有秽嘉苗;类彼瘀泥,混夫清水。”如此混乱与不洁,不进行整顿与淘汰怎么行呢?于是李渊决定:“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这就是李渊对傅奕建议的回应。

        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卷、《音义》,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撰写了《高识传》10卷。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庄之道和周、孔学说。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但他本人并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从不求医服药,任其自然。为人一向谨慎,“既职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故没留下来任何著作。

        傅奕作为中国第一个反佛主义者,对后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傅奕生平“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其生性豪达,一次醉酒,卧倒在床,他蓦然坐起说:“吾其死矣!”遂为自己作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至此方有墓志一说,故幼学琼林中有记载:挽歌始于田横,墓志创于傅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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